1949年，国民党在战场节节败退，不少国民党将领都被我军俘获。可狡猾的李弥却硬是从我党手下逃了出去。
他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？其实，逃跑途中，他也非常狼狈，甚至连唱戏都学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
要论李弥的“滑”，还得从徐州撤退那会儿说起。
1948年底，黄维兵团在双堆集被围得像铁桶，老蒋急得在南京跳脚，催着徐州的杜聿明带着邱清泉、李弥、孙元良3个兵团南下救人。可华野的阻击阵地跟铜墙似的，3个兵团打了半个月，连对方的边都没摸着。
杜聿明没办法，跟蒋介石商讨了整整一宿，最终拍板下了决定：“撤！放弃徐州，保住这三个兵团再说。”
按计划，11月30号晚上统一行动，李弥的13兵团得留到最后，炸掉火车站、仓库这些要紧地方，给大部队打掩护。
可李弥哪会乖乖听指挥？30号中午，徐州城里突然“轰隆”一声，火车站那边冒起黑烟，爆炸声传出去几十里。华野的侦察兵在望远镜里瞅见这动静，一拍大腿：“不好，国军要跑！”
这边杜聿明还在指挥部里叮嘱“保密、保密”，那边李弥已经带着兵团部和第九军的人上了路。出发前他跟第九军军长周藩撇嘴：“让咱垫后？说白了就是让咱当垫背的。30万人挤一条路，走得动才怪。”
这话还真没说错。当天晚上杜聿明带着大部队撤退时，可算见识了什么叫“堵成一锅粥”。
卡车、大炮、马车挤在城门口，士兵们扛着枪踩着老乡的麦田往前钻，你推我搡乱成一团。杜聿明的指挥车卡在门缝里，司机急得满头汗，最后绕到城南才勉强挤出去，原定往西撤，愣是被挤得拐了向南的道。
出了城更糟，公路上全是人和车，军官骂着“让开”，士兵喊着”别挤”，辎重队的马受惊了，拖着炮车横冲直撞，一天下来才挪了20多里，连萧县的边都没摸着。
而李弥早带着人抄了北边的小路，溜溜达达走得轻快。为了怕杜聿明打电话来骂，他干脆让通讯兵把电台全关了，玩起了“失联”。等杜聿明的大部队磨磨蹭蹭到了萧县孟集，才撞见正蹲在老乡屋檐下烤火的李弥部队。本该垫后的人，居然跑到了最前头。
电话里杜聿明气得破口大骂，李弥就在那头嘿嘿笑：“杜总，不是我不等你，实在是部队太乱，我怕被冲散了……”挂了电话，他却转头跟手下说：“骂两句怕啥？命在，比啥都强。”
要是说徐州撤退是李弥的“开胃小菜”，那陈官庄突围就是他的“拿手好戏”。
1949年1月6号，华野的炮火把陈官庄炸成了火海。
李弥的13兵团阵地最先扛不住，青龙集那边的士兵喊着“跑啊”往后退，阵地像被啃过的饼，缺了一大块。到9号晚上，整个防线都垮了，杜聿明在指挥部里拍着桌子喊“突围”，声音都发颤。
乱哄哄的夜里，李弥却脑子清醒得很。他知道跟着大部队突围就是送死，几十万人往一个方向冲，解放军的机枪早架好了。他揣着个馒头，借着夜色溜到第9军3师的指挥所，找到师长周藩。
“周师长，咱不能就这么完了。”李弥往火堆里添了根柴，火苗映着他的脸，“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带着弟兄们跟对面谈谈，就说咱投降。”周藩愣了：“司令，咱真降？”“傻小子，”李弥踹了他一脚，“降是假的，让他们停火才是真的。等乱糟糟的时候，咱就溜。”
他还特意让警卫员找了件带血的士兵棉衣，往脸上抹了把锅底灰，佝偻着腰跟个伤兵似的。等到后半夜，周藩的人真跟解放军接上了头，双方正在清点人数，乱糟糟的人堆里，李弥趁着哨兵转身的功夫，猫着腰钻进了旁边的麦秸垛。
等他从垛子里钻出来，天快亮了。雪地里的脚印歪歪扭扭，他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南走，怀里揣着半块冻硬的牛肉干，那是他突围前特意藏的。
走了没几里地，迎面撞见个解放军哨卡，两个战士端着枪问：“干什么的？”李弥赶紧低下头，操着一口云南腔：“老总，我是个书记官，部队打散了，想回家。”他故意把声音压得沙哑，棉袄上的血渍蹭到脸上，看着又冷又饿，活像个倒霉蛋。
战士又看了看他，没看出啥破绽，就挥挥手：“走吧，别乱晃悠。”他低着头快步走过，走出老远才敢回头，那哨卡的影子越来越小。
没走多久，路边蹲着个穿破军装的年轻人，正啃着冻红薯。李弥眼珠一转，凑过去递了块牛肉干：“兄弟，也迷路了？”原来，这年轻人叫汪新安，是被解放军放回家的国军士兵，见有人给吃的，赶紧接过来：“可不是嘛，从陈官庄跑出来的，家就在前边汪家庄。”
李弥边啃红薯边套话，听汪新安说他堂哥汪涛是当地保安团的团副，眼睛亮了。“我跟你回村歇歇？”他拍着汪新安的肩膀，“回头我给你找个好差事。”
汪新安哪见过这阵仗，揣着牛肉干就把他领回了村。见到汪涛时，李弥直接亮了身份，吓得汪涛手里的烟袋锅子掉在地上。“李司令？您……您咋在这儿？”“别叫司令，叫我老李。”李弥压低声音，“帮我出去，将来给你个营长当当。”
这话一出，汪涛的腰杆都直了。他连夜找来老表高大荣，三个人在炕头上合计：“从这儿到徐州，路上哨卡多，得装成走亲戚的。”
第二天一早，高大荣挑着个担子，李弥跟在后面，说是“串亲戚的表叔”。一路还算顺，1月16号就进了徐州城，住进汪涛的叔叔汪学思家。
可往南走就难了。城门查得严，没路条根本出不去。李弥蹲在院里琢磨半天，一拍大腿：“咱往北走！”汪学思吓了一跳：“往北是解放区啊！”“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。”李弥嘿嘿笑，“他们准以为我往南跑，北边反倒松。”
找路条费了不少劲，汪学思托了个在伪保长家做饭的亲戚，才算弄来一张去潍县的路条。李弥揣着路条，跟着高大荣混上了往北的马车，车轱辘碾着冻硬的土路，他就裹着棉被缩在角落。
到了潍县，李弥想起个熟人：福聚祥饭庄的老板李惠之。当年他路过潍县，在饭庄吃过一顿，李惠之见他是个军官，鞍前马后伺候得周到。晚上他摸到饭庄后门，敲了三下。李惠之探出头，看清是他，差点喊出声，“我的娘，李司令，您咋来了？”
“嘘，”李弥捂住他的嘴，“借你这儿躲躲，将来少不了你的好处。”李惠之犹豫了半天，还是把他领进后院。“城里查得紧，你这模样太扎眼。”他瞅着李弥，“我有个侄子叫王桂和，是唱梆子的，走乡串镇没人管，你跟着他混？”
李弥咬咬牙：“行，唱戏就唱戏。”接下来3天，潍县饭庄的后院天天传出“咿咿呀呀”的唱腔。李弥跟着王桂和学身段，学甩袖子，嗓子本来就哑，唱出来跟破锣似的。王桂和急得不得了：“叔，您这不是唱戏，是哭丧啊！”
“能糊弄过去就行。”李弥抹了把汗，对着镜子练皱眉、弓腰，把自己往“落魄戏子”的模样上靠。
几天后，两人就扮成“叔侄俩”上了路。王桂和挑着戏箱，李弥跟在后面，遇到哨卡就说“去乡下赶场子”。有回哨兵让他唱两句，他憋了半天，哼了段云南小调，居然蒙混过关了。哨兵哪知道，这“戏子”前阵子还是个兵团司令。
快到青岛的时候，查得越来越严。王桂和就找了个运粮的老乡，塞了块银元，让李弥钻进装粮食的麻袋。麻袋里又闷又热，他憋得满头汗，听着外面哨兵的脚步声，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直到马车进了青岛地界，他才被拽出来，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口喘气。
1949年2月，李弥站在青岛的码头上，看着远处的轮船笑了。后来蒋介石又把他派到云南。结果卢汉起义，把他堵在五华山。
这次他没跑，反倒假意写劝降信，转头就让部队炮轰昆明，城里的老百姓倒了霉，房子塌了一大片。等第8军在滇南被打垮，他又拍拍屁股溜到缅北。
在这里，他更是肆无忌惮，当地的人民苦不堪言。1954年，美军撤兵，蒋介石也趁机收了他的兵权。后来李弥就回台湾租了个小院子。1973年，李弥在台北病死，活了71岁。
李弥的种种罪行，给我国人民带来了不小的灾难，我们也应该从他身上汲取教训，坚决反对任何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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